西安市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区域生态安全性分析

　　摘要：基于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和敏感性分析，结合西安市长安区从1991－2009年的GDP、人口、耕地和水田4个因素的变化获得长安区近20年来的生态安全指数、评价因素和安全指数变化趋势和生态安全敏感系数，结果表明长安区生态安全指数从1991年的0．69逐年上升至2009年的4．59，生态安全状况下降。生态安全指数对各因素敏感性最大的在1991－1997年是人口，系数为1．61;1998－2001年是GDP，系数为0．44;2002－2009年是耕地，系数为0．21。

　　关键词：城市化;生态安全评价;敏感性分析;西安市长安

　　根据美国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ASA)的定义，生态安全是指在人的生活、健康、安乐、基本权利、生活保障来源、必要资源、社会次序和人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等方面不受威胁的状态，包括自然生态安全、经济生态安全和社会生态安全，组成一个复合人工生态安全系统［1］。生态安全评价是对特定时空范围内生态安全状况的定性或定量的描述，是主体对客体需要之间价值关系的反映［2］。通过生态安全评价可以促进个体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主动干预，从而使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各要素之间达到平衡协调，使自然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的状态。

　　1城市化与区域生态安全

　　1995年“国际地圈与生物圈计划(IGBP)”和“全球变化人类影响和响应计划(IHDP)”共同制定了“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科学研究计划(LUCC)”将其列为全球环境变化的核心项目［3］。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土地利用方式快速转变，其最显著的特征便是农田、湿地等被住宅区、商业区等现代化建筑占用、侵蚀。虽然它们的建设增加了地区文化、娱乐功能，但原有的农田、湿地系统所拥有的水源涵养、气候保持、废物处理、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功能却在丧失［4］，而这些功能正是区域生态安全支持能力的重要基础，对地区生态安全状况形成正面影响。

　　2研究区概况

　　西安市长安区位于108°28’－109°14’E，33°47’－34°18’N。地势大体为东南高西北低，南北长55km，东西宽52km，最低海拔384．7m，最高海拔2886．7m。为了实现区域性突破，进而带动经济全面发展，长安区提出了以秦岭北麓经济带、西安御园、长安科技园、长安大学园、西安高新区韦曲科技产业园、郭杜工业园、滦镇科教园、引镇现代经济产业园、王寺私营经济园、农业科技示范园为重点建设区域的“一带九园”发展模式。“一带九园”的建设大大提升了地区城市化的脚步，大量的涉农区域被高新园区替代，土地利用方式转变迅速。各个园区的建设为地区经济发展贡献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人口，于是在发展过程中便不可避免要面临很多环境问题，绿地、水域遭到破坏，垃圾污染严重［5］。

　　3区域生态安全评价

　　3．1评价方法简介

　　区域生态安全评价的方法很多，最常使用的有以下几种: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6］、生态系统敏感性［7］、景观格局优化［8］、土地利用结构优化［9］、生态系统服务价值［10］、生态系统承载力［11］等。根据对西安市长安区相关因素的分析和数据易获取性和真实性的考虑，本研究选用生态承力方法来进行区域生态安全评价。该方法一方面注重某个生态系统在生态安全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认为区域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的，耦合的人工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因素息息相关。

　　3．2长安区生态安全评价

　　3．2．1生态安全指数分析长安区原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区域，农田在原有生态系统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城市化过程中农田生态系统作为最主要的变化因素，纳入核算体系;而水域由于大量的人口迁入，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致使其生态服务价值锐减，在长安区中耕地和水田作为最准确的数据来源，分别用耕地面积和水田面积两个宏观物理量来表征模型中的生态安全支持系统能力。根据两大系统对于区域生态安全支持能力的贡献不同，分别赋予不同的权重，结合指数权重法和Delphi专家判断知:农田生态系统权重为0．3，水田生态系统权重为0．7。

　　3．2．2敏感性分析

　　当一个系统的环境发生变化时，会导致这个系统状态发生改变，对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敏感(变化大)还是不敏感(变化小)的研究就叫做敏感性分析［14］。在本研究的生态安全评价中，选择4个影响生态安全的因素，每一个因素对于生态安全指数变化的影响程度不同，要确定它们对安全指数的影响程度如何，就需要进行敏感性分析。

　　小结

　　基于生态安全评价模型和评价指标与安全指数的变化趋势分析表明:在快速城市化背景下，西安市长安区生态安全状况在20年间大大下降，此地区1991年的生态安全指数为0．69，处于安全状态;2009年生态安全指数为4．59，已处于风险状态，说明它已需要被高度关注，采取相应的措施防止它进一步恶化。通过敏感性分析可以看出:人类活动的产物GDP增长率如今基本处于40%左右，敏感系数在1998－2001年间最高，人口也在1991－1997年间敏感系数最高，可见不管是经济活动还是社会活动对于生态安全的影响不容小觑;而耕地虽然变化率不大，但在现阶段敏感系数最大，值得我们关注。

　　参考文献

　　［1］肖笃宁，陈文波，郭福良．论生态安全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J］．应用生态学报，2002，13(3):354－358．

　　［2］汪朝辉，田定湘，刘艳华．中外生态安全评价对比研究［J］．生态经济，2008，7(4):44－49．

　　［3］郭旭东，陈利顶，傅伯杰．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J］．环境科学进展，1999，7(6):66－75

　　刘瑶李书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