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绿色发展效率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衡量指标,政府主导的中国经济发展体制决定了地方政 府竞争和环境规制是影响绿色发展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文章在识别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的基础 上,基于2(驯一2()l 5年中国3()个省级区域厦板数据,利用sBM—I)EA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包含熊源消耗与非期颦产出的2()()l一 2f)15年省级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并使用动态面板cMM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摄乐: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舆有促 进作用,环境规制对于保护环境、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 方政府间的经济赶超、官员的晋升激励,导致地方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更快地发展经济。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对 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具有抑制作用,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之间,更多地选择了更快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质 量,破坏了生态环境。地方政府在经济赶超与环境规制之间的选择摇摆不定.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策不具有持续’性,进一步导致绿色发 展效率在一个低水平上持续波动。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由于地方政府竞争所引致的环境规制力度不足,环境规制政策存在着波动 性,进而抑制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引导建立起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地方政府 竞争制度,加强环境规制的力度,加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持,鼓励企业发展绿色技术,提高绿色发展效率。
关键词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绿色发展效率;高质薰发展
地方政府竞争一直被众多学者看作是推动中国经济 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 的发展目标已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通过改革和完 善竞争机制,地方政府竞争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 力旧1。但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导致了地区间环境规制的 “逐底效应”,为了赢得经济增长竞赛,促进本地区经济增 长,地方政府往往会减弱环境规制的力度旧’。而环境规制 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是抑制效应H’,环境 规制会增加企业负担,抑制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促进 效应b J,环境规制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提高资源利用率, 促进生态环境改善。中国近些年来对如何正确处理经济 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实践,但是生态环 境问题仍比较严重。本文选择既考察经济发展又兼顾资 源节约、生态保护的“绿色发展效率”作为绿色发展水平 的测度标准,来分析中国绿色发展的现状。试图回答以下 问题: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起到抑制 或提高的作用?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相互作用能 否提升绿色发展效率?为了解答以上问题,本文识别了地 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制,采 用SBM—DEA模型测度绿色发展效率,进一步构建动态 面板GMM模型,利用200l—2015年中国30个省级区域 (不包括西藏、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通 过本研究,对改善现有的地方政府考核制度,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1 文献综述
1.1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
各级政府作为中央环境治理政策的实施者,地方政府 间的竞争行为对于环境规制的实施具有重要影响。中国 的财政分权与政绩考核体制,使地方政府当前的环境政策 之间存在着相互攀比式的竞争,其目的并不是旨在解决本 地区的环境问题旧1,结果也不利于地方经济的增长一1。地 方政府竞争所导致的经济赶超,引发了政府问环境规制竞 争的“逐底效应”和“绿色悖论”现象。3 o。放松环境规制是地方政府竞争中实现经济赶超的最优策略旧1。地方政府 竞争所引发的经济增长竞赛,使得地区间环境规制出现了 “竞次”现象,如果相互竞争的地区一方首先降低环境规 制强度,那么其他地区也会相继降低环境规制强度一。10|。 针对中国不同区域的不同情况,傅强等¨u研究发现地方 政府竞争程度有助于全国和东部地区环境进行有效规制, 中部地区跨越门槛值后环境规制失灵,西部地区则存在较 严重环境规制失灵问题。
1.2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
现有研究对于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的关系还处于起 步阶段,一些学者使用绿色经济效率、生态效率或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等作为绿色发展的测度指标来研究环境规制 对于协调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的作用。钱争鸣等¨21首先 对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效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随着 环境管制的加强,绿色经济效率呈先降后升趋势。高志刚 等¨副提出中国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呈 现“U”型关系。张子龙等¨41发现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对生 态效率有一定抑制作用,而长期则存在促进效应。李胜兰 等¨纠则认为环境规制对区域生态效率具有“制约”作用, 环境规制的加强使得政府和企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本提 高,抑制了产出增长和经济发展,保护环境付出了高昂的 经济代价。王兵等¨刮又进一步创新了绿色发展的测度指 标,在此基础上,李斌等¨71分析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环 境规制的关系,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 进效应。环境规制通过空间维度的产品结构效应和时间 维度的清洁收益效应实现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遵循成 本”到“创新补偿”的转变¨“。蔡乌赶等¨引进一步对环境 规制进行了分类并指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尚未直接影 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 生产率的直接影响符合倒“u”型关系。
2作用机理
2.1地方政府竞争与绿色发展效率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基于相对绩效的官员晋升激励制 度带给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以GDP作为主要指标的 考核方式,导致了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的生态 环境问题。由于所在地区人民群众的偏好众多,并且当地 政府难以准确考察,因此政府官员往往选择使用较易识别 与测度的经济增长总量即GDP作为人民群众的偏好替 代,从而使得地方官员在任期中首选利于经济增长的地方 政府竞争。在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首先解决温饱问题 使得偏好替代的准确性较高,因此在晋升激励与偏好替代 的共同作用下,要经济不要生态成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普遍 现象。地方政府偏好于短时间内对GDP提升力度最大的 工业是地方政府竞争的必然选择陋1:地方政府一方面大 量吸收发达地区淘汰的、污染严重的,但是又可以提供大 量产值的重工业产业;另一方面,加大对本地自然资源的 开发利用,通过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地开采,换得GDP的短 期快速上升。地方政府竞争同时造成了地方保护主义的 盛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显著,进一步导致了环境区域协 同治理困难,处在河流上游的地区将污染排放到下游地区 的情况屡见不鲜。地方政府竞争所引致的一味追求GDP 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的是非期望投入与非期望产出的 增加、环境治理投资的减少、生态保护难度的加大,对提高 当地的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
2.2环境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
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在原有经济增长效率度量的基 础上考虑了环境效益,在投入中增加了非期望投入,如:能 源消费量、工业用水消费量等;在产出中加入了非期望产出,包括:固体废弃物排放量、cO:排放量,sO:排放量等。 提高绿色发展效率首先需要减少生产过程的非期望投入, 节约能源资源;其次需要对生产造成的非期望产出进行清 洁处理,使得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不会对生态环境造成破 坏;最后,还需要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行创新,提高资源 的利用效率,减少伴随生产过程产生的废弃物。环境规制 的加强:一是减少了非期望产出的数量,在环境规制压力 下,政府和企业将更多资源投入到环境保护、废弃物处理, 有利于减少非期望产出,对于绿色发展效率的提升具有促 进效应;二是迫使企业减少非期望投入的数量,提高资源 利用率,促进了绿色发展效率的提高;三是环境规制对于 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意愿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旧“,环境 规制可以促进绿色技术的进步。本文对200l—2015年省 级面板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Malmquist生产指数分解,研 究发现在绿色发展效率的进步中,技术进步比规模效率的 贡献更大。因此环境规制所带来的企业负担,进而导致企 业生产性投入减少的负面影响,完全可以由环境规制所带 来的绿色技术创新,创造的额外生产力来弥补。综上所 述,环境规制对于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促进作用。
3模型设定与数据来源
3.1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绿色发展效率(G孵P)来测度区域的绿色发 展水平。已有研究中对绿色发展水平测度指标的选取,往 往仅考虑了产出单一方面,一种是保持投入与期望产出不 变时,减少非期望产出∞引;一种是保持投入不变,增加期 望产出,减少非期望产出汹】。还有部分研究将非期望产 出视作投入要素,将期望产出视作产出啪],这与实际情况 并不完全一致。而本文使用的绿色发展效率是从投入和 产出两方面出发,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保护,兼 顾资源投入减少的效率测度。能够实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 兼顾资源节约、环境保护。
3.2实证测度
面板数据的优点在于可以对研究对象的动态行为进 行检验,对于动态长面板而言,个体较小而时间较长,因此 动态面板估计的结果偏差较小,可以通过校正偏差的方法 得到一致估计,而本文研究的对象区域个数大于时间长 度,因此选择动态差分GMM模型,先做一阶差分消除模 型的个体效应,再寻找适当的工具变量消除模型的内生 性,进而得到一致估计。由于地方官员在地方政府竞争与 环境规制间的选择不具有连贯性,之前的绿色发展效率会 对当期的政府决策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当期的绿色发展效 率。因此本文选择引入绿色发展效率的滞后项作为工具 变量。为了识别地方政府竞争与环境规制的共同作用对 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二者的交互 项。
4实证结果分析
4.1全区域检验
由于在模型中加入了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所以本文 选择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来检验地方政府竞争、环境 规制与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影响关系。检验结果见表2。 作为一致估计,差分GMM估计成立的前提为:扰动 项不存在自相关。因为在实证检验中使用了两步法,因此 扰动项的一阶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但扰动项的差分将不 存在二阶或更高阶自相关。通过检验,发现模型扰动项的 差分存在一阶自相关,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因此原模型扰 动项不存在自相关,差分GMM模型估计准确。
4.2分区域检验
中国面积辽阔,各地区的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基础差 别很大,将处于不同水平的省份在一起比较可能会导致检 验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根据地理位置与经济发展水 平将全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实证检验。东部地区 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 东、广东、海南共11个地区;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 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共8个地区;西部地区 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共11个地区。表3的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滞 后一期对于当期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滞后二 期检验结果不显著,但与全样本及中西部检验结果符号相 同,可以认为对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抑制作用,核心解释变 量与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且显著。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 滞后一期、滞后二期、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地方政府 竞争与环境规制交互项的检验结果都显著,且与全样本检 验结果一致。整体来看,分区域实证检验结果与全样本实 证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分区域检验结果显示东、中、西部 地区都存在着由于地方政府竞争所引致的环境规制力度 不足,环境规制政策存在波动性,进而抑制了绿色发展效 率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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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华.“绿色悖论”之谜:地方政府竞争视角的解读[J].财经研 究,2014,40(12):114一127.
作者:何爱平 安梦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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