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核心:农民的权益与能力

　　内容提要:“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的权益与能力。权益的实现靠能力支配资源。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是保障农民权益，提升农民能力，使农民有选择自己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实现对农民潜力的第三次释放，这是一切涉农制度设计的关键。

　　关键词:三农;农民权益;农民能力;涉农制度;能力支配资源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回顾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时这样的表述是不错的:改革开放30年，经济成就斐然，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增加。同样不错的表述是:与此同时，“三农”问题凸显，“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0)。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表述不免让人困惑:粮食是生命之源，无比重要，为何以种粮为业的农民如此困苦?土地是财富之源，无比金贵，为何拥有集体土地的农村如此贫穷?改革开放30年，经济以年均高于9%的速度高速增长，为何农业到了危险的边缘?

　　二、“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益问题

　　学界用“三农”问题来概括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及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笔者细析如下:(1)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经济问题;(2)农村问题主要是农村经济、政治、社会问题;(3)农民问题主要是农民权益问题;(4)由此引起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农业与工业关系、乡村与城市关系、农民与市民关系、低收入群体与高收入群体关系及中国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其中，农民权益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所在。试想，农民权益得不到保障，即使农业丰收了、农村安定了、GDP增长了、工业化水平高了、城镇化进程快了……，“蛋糕”做大了，可农民又能从中分享多少份额呢?相反，如果农民权益得到了保障，他们会积极促使农业丰收、农村安定，为GDP增长、工业化、城镇化作更大贡献。以上判断，已经被新农民在历次重大社会经济变迁中的行动所证实———权益保障程度提高了，农民就有积极性，否则，他们会选择“退出”、“用脚投票”(蔡昉，2003、2008)不予合作:农民在生产队时期出工不出力是如此，退出生产队搞大包干是如此，退出农业进入非农产业(如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也是如此，退出农村进城务工还是如此。

　　三、能力支配资源理论:一个分析框架

　　权益不会凭空产生，也不能靠抢夺和恩赐，只能靠能力去争取。经济主体运用能力争取权益是通过“能力支配资源”实现的。

　　(一)概念界定

　　1.能力。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2002)中提出了“可行能力”概念: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人的自由(一个人选择有理由珍视的实质自由)，自由的实质是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即“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笔者参考森的可行能力概念和陈新转(2002)的能力概念，认为能力(capability)是人在实现自身理想时运用知识、技术、情感达成目的的行动。一个人的能力，内在为知识，外在为技术，激发知识转化为技术的是情感。能力的运用受到外部软硬环境的制约。软环境主要指习俗、法律及其他制度性规约;硬环境主要指能力的客体即能力作用的对象。软环境不允许或者硬环境不具备都会限制能力的运用。

　　2.资源与资本。资源，顾名思义，是可资利用的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资源包括物质资源、人力资源、社会资源。资本，精要的理解就是牟利的手段和分利的凭藉，资本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二)模型

　　1.假设。对于经济主体来说，无论他的最终目标是像马克思讲的那样追求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或者阿玛蒂亚·森讲的人的实质自由)，还是像西方主流经济学假设的那样追求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他要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或手段都是要尽可能有效地支配更多的资源。因此，本文假设:尽可能有效地支配更多的资源是人的更为直接的目标。

　　2.模型。“资本追逐利润”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天经地义的逻辑。但是，资本在追逐利润之前它首先要追随能力，否则将无利可图。这是竞争经济的基本原理。资源要成为资本追逐利润就要接受能力的支配，这就是“能力支配资源”，即经济主体运用能力安排、调派、控制、引导资源从而把资源转化为资本以实现权益，简言之就是“运用能力把资源资本化”。

　　四、现行制度安排对农民权益与能力的影响

　　我国涉农制度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制度、农村政治制度、农民身份制度。农业经济制度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制度、粮食价格制度、涉农税费制度、农村金融制度等;农村政治制度主要包括农村法治环境、村民自治制度等;农民身份制度主要是指农民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等。这些制度安排对农民的权益与能力有重大影响。

　　(一)农业经济制度对农民权益与能力的影响

　　1.农地制度。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地制度，通过调整农业生产关系释放了农民被束缚、压抑和消磨的生产能力，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障了农民的剩余索取权(姚洋，2000)，但该制度在释放农业生产力的同时也存在很多对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不利的问题:第一，“释放生产能力”的边际效力递减，且释放不等于提高。第二，农户为了组织生产，每户通常都要置办近乎全套的农机具，特别是要喂养畜力，这些机具和畜力在农闲时是一种闲置，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第三，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储存也是问题，每户都要自行解决仓储问题，同时由于技术不到位还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失。第四，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对过去集体农作制“统得过死”矫枉过正的倾向，结果导致“分得过散”、“联得不够”，使农业生产经营无法享受规模收益。第五，“分得过散”使得单个农户独立承担市场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这对耕作能力尚可但经营能力不足的农户而言是一种巨大的考验。第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农地生产、经营的权益分给了农户，但一些农村公共责任却没有同时分下去，乡村道桥、水利设施的建设与维护、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等一度被荒废和损毁，这直接导致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恶化。这些更为深远地削弱了“三农”能力，损害了“三农”的权益。

　　2.粮食价格制度。众所周知，“三农”因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牺牲了大量权益，粮价“剪刀差”更是直接侵害了种粮农民利益。虽然在过去30多年中我国的粮食流通体制在不断进行改革，但“剪刀差”思路和既得利益集团依然在作祟，农民出售农产品的收益继续被侵蚀着。政府应以足够的诚意和决心做好完善农产品市场制度的工作，不应也不能再纵容既得利益集团。当然，目前实行的种粮直补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侵害。

　　(二)农村政治制度对农民权益与能力的影响

　　这里要谈的农村政治制度主要指农村法治环境和村民自治制度。

　　1.农村法治环境不理想。首先是法治意识不强。法治意识不强的不只是农民，更是基层政府、公检法机关，这造成难以依法治理农村事务。其次是法律不健全。有些民事纠纷的处理无法可依，有些法律规定不符合农村实际情况。法律不健全反映出立法工作与“三农”实际脱节。不行法治的后果是，农民难以形成对自己政治地位的稳定预期，更不会积极提升运用法律公器*的能力，而是被迫采取牺牲经济利益或社会声望的办法换取政治地位，这又进一步助长潜规则、破坏法治，最终影响“三农”的稳定与和谐。

　　2.村民自治制度。原则上说村民自治制度是一项好制度，其中“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规定也是切中了村民自治的关键。但问题是，制度设计仍存在通病———粗泛、大而化之、可操作性不强。这项制度在很多地方并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不少地方的村委会和村干部成为集体利益、农民利益的侵吞者，成为村民的对立面。久而久之，习惯于家庭农作制和外出务工的农民干脆不理村委会、村干部。这种看似平静的相安无事并非全无问题，该由全体村民共同承担的公共责任无人承担，本该属于村民的很多利益被村干部侵吞。比如，村矿产资源的开发获利、农地征用补偿本该惠及全体村民，但个别村干部却拿去谋私利，分散的农户即便清楚权益受到侵害，散沙式的状态及对以往主张权益所付代价的惨痛记忆也使他们难以联合起来保护自身权益。有人认为，村级组织的设立有利于农村稳定，但令人担忧的是，上述现象下村委会和村干部本身就是不稳定因素的制造者。村委会的政府代理人、集体财产法定代理人、公共事务管理者三位一体的角色存在冲突，使得近年来出现并被寄予厚望的村民选举制度的效果大打折扣(陈剑波，2006)。

　　五、政策建议农民需要第三次潜力释放

　　如果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视为改革开放后对农民潜力的第一次释放———农业生产潜力的释放，把允许农民自由流动(比如进城务工)视为对农民潜力的第二次释放———兼业潜力的释放，那么现在农民需要第三次潜力释放———提升综合能力，真正获得选择工作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难发现，第一次释放是时间的释放，离开生产队的农民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第二次释放是空间的释放，农民可以离开农地进城或乡镇企业务工;农民需要的第三次释放是身份的释放，“农民”从今以后将不再是一种国民身份，而仅仅是一种供选择的职业。

　　参考文献

　　1.李昌平.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南方周末，2000－08－24

　　2.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社会科学，2003(5)

　　3.蔡昉.农村改革三十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社会科学，2008(6)

　　4.宋叙五.从司马迁到班固:论经济思想的转折.经济思想史学会第十届年会，2002

　　5.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农业投入体制、机制、效益》总课题组.农业保护:现状、依据和政策建议.社会科学，1996(1)

　　6.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读书，2005(7)

　　7.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译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陈新转.社会学习领域能力指标之“能力表征”课程转化模式.教育研究月刊(台湾)，2002(8)

　　赵忠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