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对外开放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民生活水平起着关键作用。本文基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我国26个城市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构建简单中介模型,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降低农民生活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通过减小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尤其是在农产品、牧业以及渔业生产行业。此外,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以及农业生产条件越好的城市越容易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对贸易依赖程度较高。本文对乡村振兴战略及“脱贫攻坚战”相关战略的制定的有一定参考价值。
关键词: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农业生产规模;农民生活水平;对外开放
一、引言
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为了某种目的而制定的、对外贸活动进行管理的方针和原则。一国主要的贸易政策工具有“关税”和“配额”,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衡量了一国市场对外开放的确定性,当不确定性上升时,表明对外开放程度降低,反之,则上升。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农民生活水平
随着国际化的加深,国际贸易涉及到各行各业,农业也不例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TPU)会影响国际贸易的发展。大多数研究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抑制了产品的进出口(Tam,2018;孙林等,2020;钱学锋,2017)[2,4,10]。由国际贸易理论可知,农产品贸易有助于提高贸易双方的福利水平,如Pierce(2016)[11]基于加入WTO这一自然实验,发现美国从进口的TPU下降有助于提高美国全社会的福利水平。
(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农业生产规模与农民生活水平
既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农民生活水平产生影响,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依赖于农业产出的收入,那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规模来进一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呢?即农业生产规模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中是否为中介影响因素呢?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农业生产规模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中介作用机制,建立如下简单中介模型:LIFEit=α0+α1TPUt+α2Zit+λi+εit(1)LIFEit=β0+β1FARMit+β2Zit+λi+εit(2)FARMit=C0+C1TPUt+C2Zit+λi+εit(3)其中,式(1)衡量TPU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总效应,LIFEit为城市i在t年的农民生活水平;TPUt为t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式(2)衡量农业生产规模对农民生活水平的中介效应,FARMit表示农业生产规模;式(3)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业生产规模的影响。Zit代表一系列的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it),农业生产条件(fpit),人力资源水平(humit)以及经济发展动力(developit);λi表示省份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干扰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用城市i在t年的农民人均消费在农民人均收入中所占比例(LIFE1it)来衡量农民生活水平,当该值增大时,表明农民人均消费在人均收入种占比提高,农民人均剩余减少,农民生活水平降低,反之,则上升。此外,也用农民人均收入与农民人均消费的差值(LIFE2it)来衡量农民生活水平,差值越大,表明农民人均剩余越多,农民生活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后者用于稳定性检验。
2.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TPUt),由Ahir等人编制而成。基于新闻文章,Ahir等人将涉及“贸易”、“政策”和“不确定性”等字眼的文章除以文章总量来衡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该指数越大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反之,则越低。该指数原始数据为月度数据,本文对其进行三种方式处理(1)测算12个月份的算数平方根后取对数,即TPU1(2)将12个月的指数加总后取对数,即TPU2(3)直接将12月份的数据取对数,即TPU3。其中TPU1用于基准回归,其它两个指标用于稳定性检验。
四、实证结果与讨论
(一)基准回归
为验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是否会通过减小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用OLS对模型(1)(2)(3)回归,得到回归结果如下,都使用聚类标准误。其中列(1)(3)(5)表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4)(6)为考虑控制变量后的回归结果。首先看模型(1),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增加life1。life1增加,表明农民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上升,农民生活水平下降,可见,TPU显著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对于模型(2),农业生产规模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减小life1,表明农业生产规模扩大能够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最后看模型(3),tpu1系数在1%统计水平下显著为负,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抑制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因此,验证了假设2,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减小农业生产规模进而降低农民生活水平。
(二)稳健性回归
为增加回归结果可信度,对基准模型更换变量后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首先更换核心解释变量tpu,先对模型(1)更换,即使对tpu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系数依旧在1%水平下显著,tpu2和tpu3对life1系数依旧在1%水平下显著,而且从经济意义上看,也更为显著(模型(1)中tpu2和tpu3系数比tpu1更大),再一次验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能够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之后对模型(3)更换,得出tpu2和tpu3对farm1系数为-0.146和-0.171,在1%统计水平下依旧显著为负,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确实会减小农业生产规模。
结论与意义
为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民生活水平的中介影响,本文基于我国26个城市面板数据,结合Ahir等人编制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构建了简单的中介模型,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中介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农产品生产抑制作用最小,牧业次之,渔业最强,而对牧业抑制作用不显著,此外,农产品生产规模扩大对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用最强,牧业次之,渔业最弱,牧业影响不显著。分组回归后发现,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tpu通过降低农业生产规模来降低农民生活水平;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城市,tpu虽然缩小农业生产规模但对农民生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对农业生产条件较低的城市也一样,tpu虽然也缩小农业生产规模但对农民生活水平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于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城市,tpu上升反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但仍然显著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
参考文献:
[1]JosephE.Stiglitz.trumpandGlobalization[J].JournalofPolicyModeling,2018,40(03):515-528.
[2]Tam.Globaltradeflowsandeconomicpolicyuncertainty[J].AppliedEconomics,2018,50:3718-3734.
[3]韩慧霞,金泽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高技术产业技术进步的机制与检验———基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门限分析[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0,35(07):77-88.
[4]钱学锋,龚联梅.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区域贸易协定与制造业出口[J].工业经济,2017(10):81-98.
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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