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朴素观与广西生态立区建设

　　目前的生态危机与自然本身无关，而是人为的结果，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现代性在无限生产、工具理性、控制自然等方面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形成了挑战。广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能够为生态立区建设提供指导、参与，纠正生态立区建设中的后果，须从善于学习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强与少数民族双向交往、保存与延续等方面全面吸取少数民族的朴素生态文化观中的优秀品质。

　　《民族大家庭》(双月刊)创刊于1993年，《民族大家庭》杂志社主办，湖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管的杂志。宣传民族政策，普及民族知识，展现民族风貌，促进民族团结，让世界了解少数民族，让少数民族了解世界。

　　广西近年提出了“生态立区、绿色崛起”的战略思路，加快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产业转型升级，确保生态文明和经济发展“两不误”、“双促进”。在这一战略思路中，生态立区的建设需要生态价值观的指导，才能摆脱原有现代化遗留的负效应。生态价值观的形成与发挥功能一方面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保生态立区的建设过程正常、有序;另一方面则要以广西民族文化观，尤其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来确保生态立区的量与质相结合。即，要生成广西传统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的生态价值观指导生态立区建设。

　　一、现代性对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的挑战

　　现代性必然对传统文化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一接触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现实与观念的双重层面上，少数民族生态价值观遭受着各种挑战。

　　(一)无限生产对刚够就好的挑战

　　在过往时期，少数民族基于与自然和资源的互动关系中，对待物的态度方面基本上处于一种“刚够就好”的观念，他们不奢求太多，也无法奢求更多，更重要的是他们在朴素的生态式的价值观中不希望有太多的物质[1]。这也是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当大家都一样时，获得更多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负担。现代性生产的目的是无限扩大，不是为了需求，越多就是好。当少数民族与现代性接触时，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现代性的质疑，被认为缺乏竞争，保守，根土文化严重，希望以现代性的“物关系”标准来改变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进而改变他们的生态文化观。

　　(二)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挑战

　　少数民族的行为往往是一种价值理性，无条件地以自身的信仰为最高原则。不计较个人行为本身的得失与否，而是从集体主义出发来维护他们与生态的关系。少数民族在与自然环境和资源交往关系中实现了“以人为本”、“因地制宜”、“人人和谐”的局面[2]。在现代性指引下，人们往往从有用性出发，有用的就是我的、好的，追求事物的最大功效并牺牲他人获得这种事物的权利，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利益是直接的、具体的、短期的，这符合现代工业以来人对自身当下肯定的价值态度，这个价值态度对少数民族那种间接的、潜在的、长远的生存方式产生了巨大的破坏力。

　　(三)控制自然对接受自然的挑战

　　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自然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自然就是主体本身，不允许对自然进行破坏，对自然的破坏就是毁灭自身。这是一种消费当下、保有当下，甚至为未来消费做准备的生产生活方式。现代性则认为自然是可控的，越能控制自然，主体就越能体现其价值，越能够满足不断扩大的需要。现代性消费着未来，将未来的资源当下消费。从结果看，现代性更能提升当下人的生产生活质量，从而对那种与自然合一的文化形成了物质上的挑战。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对生态立区的价值

　　在现代性的挑战下，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日渐衰落。是否就应该随着这种挑战，让其消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身独特的风格，结构、要素、包括仪式性或象征性目标。广西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生态文化观，有着许多能够指导生态立区、作为生态立区建成的参照系、纠正现代性的后果的意义与价值。

　　(一)为生态立区过程建设提供指导

　　生态立区所强调的是通过生态保护与生态可持续性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经济社会发展原有模式。如何通过、如何促进、如何转型需要抛弃原有的GDP发展观，生成生态文化观，实现一种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过渡到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广西少数民族有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经历，并积淀了朴素的生态观。如，“刀耕火种”，这种看似破坏自然的方式，实现着天然的循环生产。这些朴素的生态观能够为生态立区提供相应的指导。如在构建循环型工业体系、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优化生态林产业等方面，可通过提升朴素生态观中的循环生产理念来指导。

　　(二)为生态立区内容建成提供参照

　　广西生态立区要实现“经济与资源协调发展、生态产业发达、自然环境优美、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文明示范区”。这依然是一个较为模糊的内容框架。广西少数民族对人与自然和谐有着一套评判标准。这套评判标准不是以工具理性而是以价值理性为原则。随着自然的负作用对人类的影响越来越大，人类认识到无序地、混乱地以改造自然的技术所对人与社会造成的伤害，在当前也提出了生态技术，期望通过生态技术来控制自然。然而，“绝没有先验的理由可以保证生态技术将会以生态原则为基础的，除非各个资本或产业相信那是有利可图的，或者生态运动和环境立法逼迫他们那样去做。”以期通过生态技术来达到与自然真正和解的目的并不能实现，至多只是暂时缓解了技术与自然的紧张的表面关系。少数民族的价值理性则能够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生成前提，从而为生态立区内容建成提供参照。

　　(三)纠正生态立区建设中的后果

　　生态立区是为了广西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繁，然而好的愿景并不一定导致好的成效。无限生产、工具理性、控制自然难以在短时期内改变，在改变的过程中必须形成一种不断自我纠正的机制。广西少数民族千百年来与自然和资源的融合过程中则形成了一种朴素的自我纠正机制。如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信仰就是这种自我纠正机制的突出表征，崇拜青蛙的民族认知到蛙类对水稻的价值。其他方面，也体现着“与人为利、人人为利”的情况，以最好的食物接待客人是利他的表现，共同分享收获是节约的形式(如猎获一头野猪时，一个人或一个家庭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消费完，见者有份的习俗则防止了食物变质，并能够形成个人及单个家庭在缺少食物时容易获得与分享他人的剩余产品)，这些实为纠正生产生活中因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可能导致的社会维系断续的情况出现。学会运用少数民族的纠正机制是生态立区建设中意外后果回归常态的一种方法论。

　　三、全面吸取少数民族朴素生态文化观的路径

　　只有因地制宜地进行有利于本国、本地生态文明建设的模式探索才能够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初级要求。在这个过程中，要全面吸取少数民族朴素生态文明观的精华，用以指导广西生态立区的建设。

　　(一)善于学习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

　　广西少数民族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生生不息，并在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生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这值得我们去研究、提升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观，值得我们以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来反省、反思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学习少数民族，就是要学习他们那些包含着丰富生态伦理智慧的思想，那些对于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维持，物种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的延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加强与少数民族双向交往

　　这里所说的交往是广义上的，既包括一般的交流、沟通(communication)，也包括制度(commerce)变化与变革，后者是马克思对交往范畴的框定。从广西少数民族与现代性的交流来看，外出打工、规模种养等已经越来越成为他们生产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之一。当然，这对少数民族聚集地生态造成的困境也是有目共睹的。从制度方面来说，广西少数民族有着自身的制度文化，如南丹县大瑶寨瑶族的“油锅制”，苗族的“议榔制度”等。然在制度交往方面，往往是地方政府制度单向的、简单的进行，缺乏制度交往的双向性和特色，少数民族的制度优势没有被利用、运用在生态立区建设中。因而，在生态立区过程中，须改变原有的交往方式，实现与少数民族的自觉交往、共同创新制度。

　　(三)保存与延续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

　　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是生态立区的宝贵的生态文化，也是国家和世界珍贵的文化资源与遗产。保护与延续广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是实现生态立区建成的积极因素与有利前提。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发方面，不以开发为借口进行破坏性的建设，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要深入挖掘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并加以提升，之所以要提升是因为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观是一种朴素的生态观，简单挪用很难适应生态立区建设的指导要求;要以“特色的”为重心开展生态立区建设等。只有这样才能在保存与延续广西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观的同时，创新与增进生态立区的生态价值观内容。

　　四、结 语

　　十八大以来，中央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给广西生态立区建设带来了新机遇。在新的机遇中，广西要把生态立区这一重大项目完成好，除了利用好国内、国际各种实体性资源，还必须利用好广西自身的各种优势资源，特别是要以自身独有的生态文化优势为抓手，尊重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结合现实利用好它、发挥好它，只有这样才能奠定生态立区的文化基石，推进美丽广西建设。

　　参考文献：

　　[1] 庾虎.广西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多重人文环境研究[J].文化与传播，2014(5).

　　[2] 金荣.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为例[J].民族论坛，2014(2).

　　[3] (美)詹姆逊·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