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形象教育是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式。当前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形象教育以一元化知识灌输为主,存在忽视个人经验参与、行为能力培养等问题,需要根据教育阶段属性整合教育资源,在自我认知与世界图景互补、共同记忆与个体经验同构、单向灌输转向多重话语的路径融合过程中,达成价值认同与行为实践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形象教育;意识形态;新时代;路径融合
习总书记指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永恒主题,要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①。爱国主义是对祖国深厚情感的集中体现,必然建立在良好的形象基础之上。形象教育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受经济、政治、文化、地理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涉及传播、政治、文学、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典型特征。当前的形象研究对象定位主要是国外民众,强调群体接受,侧重意识形态主流话语,突出文化认同、品牌效应。受此影响,形象教育长期以来都是局限于用传统说教方式、一元化话语模式灌输固定的形象,很少考虑到学生的知识基础、经验背景以及个人行为与形象塑造的内在关系。整合教育资源,理顺自我认知与世界图景、共同记忆与个体经验及话语单向传递与多重视角等关系,突出价值认同基础上的行为能力培养,多渠道、全方位正面建构体现新时代特色的主形象,是增强意识,将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求落到各级各类教育实处的应然路径②。
一新时代形象教育指向融合:自我认知与世界图景互补
形象是特定主体对具体的历史、现状和发展愿景高度凝练后得出的整体印象。从时间的维度可区分为历史、当前与预期的形象,“认识现在形象是服从于建构未来形象的,而同时,这种建构也必须从这种认识起始”③。根据认知视角可分为自我认知的形象、他者视角的形象,文化差异是影响认知结果的关键因素,在文化交流不对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他者视角会不同程度影响自我认知,作为发展家、后发展,坚持自身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尤其需要克服所谓的西方人权理念和普世价值观负面影响④。针对青少年学生的形象教育应当以为主、辅以有代表性的他国形象,需要体现出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毕业后公民生活的阶段特征,需要超越简单的事实和信息层面,体现建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同理想要求。青少年学生接受能力较强而阅历较少、批判意识较强但理性不足,具有很强的自主性和可塑性,其形象教育应充分考虑已有的经验基础,区分共同理想指引和现实印象之间存在的差异,正确对待他国视角中形象的影响,还要形成恰当的他国形象,避免狭隘的爱国主义或崇洋媚外思想。
二新时代形象教育内容融合:共同记忆与个体经验同构
形象可表现为一国政治领域的直接“宣传型”符码表征、媒介领域的间接隐含型价值渗透,还可“镶嵌”于文学艺术之中“潜意识地劝导”和暗示④。建构什么样的形象,体现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是青少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关乎未来一代的情怀。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革命之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在这个新社会和新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①,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要求“讲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提高文化软实力”,充分说明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形象不仅包括政权、经济、地理、资源等显性可感的内容,而且包括文化艺术在内的隐性内容。形象教育需要有效呈现出最具代表性的历史记忆,也需要将过往的、外在的内容与民众当下生活经验整合,使之能够表现并引领发展现实,从而凝聚民心,引导包括广大青少年学生在内的人民群众在实现共同理想的道路上齐头并进。青少年学生思想活跃,容易接受新的文化观念,相对于以说教方式灌输的形象知识,网络、影视等流行文化更容易发挥其潜在的“教育”功能,因而如何讲好的故事、怎样将共同记忆融入个体经验,是新时代形象教育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新时代形象教育方式融合:单向灌输转向多重话语
形象归根结底是文化的产物,“心理文化强调对世界所形成的预设、知觉与意象是个人与他人普遍共有的,而非个人所独有的”,“一个人内心深处所具有的倾向决定了参与者如何解读冲突及这些解读又如何影响着他们所采取的行动”②。形象教育过程中引导学生个体认同共同记忆所代表的、主流社会意识形态主导的普遍共有选择,不可避免要经历冲突、顺应、同化甚至再冲突的心理历程。如果单纯迁就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形象内含的价值观念无法达成共识,如果简单灌输共同记忆的普遍要求,形象意识也难以体现为自觉的行动,因而需要把握共同记忆传承与经验的多重视角、正向认知强化与逆向反思批判之平衡,在形象教育的话语中既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又真实呈现的历史和脉络,既立足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观照形象和其他形象,又合理回应异域“他者”的不同声音,既突出学校显性教育的主导价值,又充分开发利用网络报刊舆论话语中的隐性资源。“形象是无形的,能够直接把握的只有言说形象的‘话语’”③,话语是形象教育的凭借,选择不同的话语方式,就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教育效果。
四新时代形象教育落点融合:价值认同与行为实践统一
形象三因素模型③指出,认知成分(包括功能性维度、规范性维度和审美性维度)、情感成分(情感性维度)和意动成分(包括行为倾向和行为性质)是形象建构中渐次生成的知-情-行三个方面,揭示出形象认知、情感和行为之间的线性影响关系,但还缺乏从行为的角度深化认知和情感体验的反向过程。传统文化特别重视知行关系处理,荀子认为“不闻不若闻知,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行”是“知”的目的并且优于“知”,王夫之提出“知行合一”否定了两者界限,孙中山主张“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知难行易”。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和实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观点,将知行关系理解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为形象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既要重视在青少年学生群体中传播良好的形象,激发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又需要将这种情感和信念化为具体行动,在个人生活、工作中努力奋斗。学校教育,一方面要推动包括爱国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个体认同,“当个体认同并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就是要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自己行为选择的根本判别标准,并最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自身规范行为、调整行为和批判行为的指南”④,另一方面,在主流价值认同规范行为的过程中,通过行为反向深化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形象教育实现价值认同和行为实践统一,需要紧密结合学生行为取向展开。形象教育落脚点是爱国,具体到当前社会发展阶段就是热爱、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对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满信心,这一目标需要落实、呈现为学习、生活中的具体行为。不仅要针对学生在与形象相关的行为中做了什么,而且要观察发现他们不做什么或不愿意做什么,以此作为教育的起点。比如在微信、QQ等社交媒体中,有人恶意损毁形象,其他人是选择沉默还是与之展开反驳;面对内政外交重大事件,是理性表达观点,还是发表过激言论或做出过激行为,抑或毫不关心?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知行状况可概括为不知不行、不知而行、知而不行和知行合一等类型,针对知行取向不同的学生,其教育内容和方式都应有所区别。明确学生行为表现中存在的各种偏差背后的认知与情感问题,是增加形象教育实效性的必然起点。
李学1,李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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